那年年少的我们

说好的幸福呢o

我一直都记得我初中的生活，那是我年纪最狂妄的年纪里遇到的最可爱的人儿初二那年，我们换了新的语文老师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们初一的语文老师是个刚从南师大毕业的小姑娘，戴着厚厚的镜片，讲话柔声细语。她兢兢业业，细心备课，认真批改，我写了三页纸的作文她能给我写上四页纸的评语。但她毕竟太过年轻，也怀才不遇，在我们那样的小镇上很多想法都施展不开。小镇的教学环境也不是她那样柔弱的个性所能适应的，老师之间的抢课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傍晚，英语老师一直在拖堂，而下一节就是语文习题课，她就抱着教案站在窗外静静地等着。门窗紧闭，她的面容模糊在窗玻璃后面，我们呵出的热气冷凝在窗户上，像小蛇一样蜿蜒下道道水痕，竟像是她的泪痕。而那时十二三岁的我们还处于任性欺人而不自知的阶段，只当她好说话好欺负，便使着性子各种顽皮。那一年的语文成绩可想而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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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新语文老师到来了，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旧语文老师的可贵。但是我们已经把自己逼上了贼船，也奈何不得了。而新语文老师，第一天的亮相就让我们倒吸一口气。年近五十的她烫了个对于她那个年纪而言并不相称的发型，前额的头发卷起堆叠在额前，衬出一种红光满面的旧式海报范儿。衣服的垫肩特别明显，勾勒出分明的轮廓线条。而她一开口，我们都愣住了——那是充满了乡音的，口音无限的家乡普通话。

我们真正的噩梦在听写那学期第一课生词和解释的早读课上到来，没有人能听懂她那诡异的、错综的发音方式。声母不对、韵母有误、音调也是错的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那一课，我们学的是《七根火柴》。慷慨激昂的她站在讲台上，红光满面的就像一根燃烧的火柴。我们也成了火柴，愤怒得一触即燃。那一次听写，哀鸿遍野。她也因此变得充满斗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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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我们开始被要求早上五点半就必须到校开始早读，如果遇上她的晚自习，往往也是最后一个散学的。我们开始被要求大量地抄写，大量地默写。我们开始被要求记下她读的标准答案，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。散漫了一年的我们突然之间从天堂坠入了地狱，像是又接受了一场语文的军训。老师名为项英，大家私底下都叫她苍蝇。
我以为日子就要如此暗无天日下去。有一天早上，我睡眼惺忪地赶到学校，发现门卫还没开门，同学们都扎堆在门口互相犯困。远远地老师骑车过来了，大家都纷纷故作自然地转向了相反的方向，我还挂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意识混沌，动作迟缓，就那样迎面呆看着老师骑了过来，猛地一醒，打了个招呼问了声老师好。就此翻身得解放。我再也不用早起去赶早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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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过了很久，我和老班无意间谈起她来。老班说，其实她也知道我们不喜欢她，但她几十年都是这么教过来的，并且教出来的成绩很好，不可能为了我们这一届就改变自己的风格。她甚至也知道我们私底下对她的称呼，也为我们对她的不尊重而不快。而我那个早上无意的一个招呼，却让同样早起远远赶来的她感觉得到了尊重。她对老班说，那么多学生里，就只有我一直望着她，笑着向她打了招呼。这件事她一直记着，时常提起。

然而就算我得到了宠幸与厚待，我也还是不喜欢她。那时候的我厌恶管束，对学习只是抱着一种猎奇心理。我喜欢新鲜新奇，厌恶重复陈旧。我爱写散文小说，偏偏初二那年作文课学的是议论文。我应付着她的一切暴政式语文，同时狂热地啃着各种小说。她的作业越多任务越繁重，我就越乐呵呵地速战速决然后一头埋进故事里去。那时的想法单纯又美好，大概就是：她越是要用作业压榨我的课余时间，我就越由不得她压榨，要用自己的方式支配。我与她对着干，但不用两败俱伤的方式。用老班的话说：你别看她像个乖学生，她表面看起来是只绵羊，骨子里却是匹狼。这句话是妈妈转述给我的，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老班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对我妈说了这句话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两三年前，有一天在网上遇到初中给我写过情书的男生，聊起往事，他感慨说：我那时是个野小子，你毕竟是个乖乖女。

我当时望着屏幕，心碎了一地，枉为我这些年里还为他伤神了不少，竟然还没有我的老班懂我。我爱我的地中海老班。我的确很喜欢他，给他取了绰号黑乌鸦，一来是因为他总爱穿黑T恤（我估摸是因为他觉得黑色能显瘦），二来是因为……说来话长。我那时候是个爱打抱不平的性格，看到太过分的体罚就会冲上去阻止，有时候被体罚的同学还没哭，我就冲上去哭起来了，让老师莫名其妙。有一天遇上老班体罚我喜欢的一个男孩子，那男孩子又犟得很，惹得老班两巴掌扇过去，他昂着头也不躲闪，嘴角就流出血来。我刷地就冲上前去给他递了面纸，带着哭腔冲老班喊道：我还以为你和别的老师不一样呢，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。——瞧，多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啊，傻得可以。

黑乌鸦就这么叫起来了。黑乌鸦其实并不黑，很多时候是个豁达的大叔，我很喜欢他。因为喜欢他，我数学学得很棒，或者说话，数学解题能力变得很强。那是我这二十几年来数学考得最辉煌的阶段，试卷上什么难题都能解得出来，我喜欢他发完卷子又把我的卷子要过去看我的解题步骤，有时候哭笑不得地用食指敲打着我的卷子说：这种笨方法你也想得出来！

后来，每每数学考试见我先做完了题目在那儿无所事事的时候，他就扔给我一串钥匙，说：去开个信箱吧。然后拿起我的试卷开始察看。我那时还有点儿迫害妄想症，加之小镇上那会儿正谣传有个连环杀人狂，我走在无边的夜色里一步三回头，心里充满了对黑乌鸦的怨愤之情。我甚至幻想如果打开信箱在里面发现碎尸怎么办，如此想着就觉得黑夜压得我简直透不过气来，凭借着对黑乌鸦的忿忿之情燃起的怒火开了信箱，大义凛然地走回去。这会儿察言观色就变得特别重要了，如果黑乌鸦把试卷还给我的时候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，那么我就必须得反复验算查看失误了；若是轻描淡写无甚异样，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可以看报纸了。

再后来，快到中考的时候，我们迎来了体育考试的改革，要考……投篮。于是有的时候是物理课，有的时候是语文课，有的时候是英语课，老班拿着个篮球站在门边，喊一声我的名字，我就颠儿颠儿地跟着出去练投篮了。暮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篮球场上只有我们两个，我站在篮筐下徒劳地投球，老班蹲在一边悠闲地抽烟。看到不耐烦了，烟头往地下一摁，咳嗽一两声站起身，说：你这样叫投篮吗？投得进吗？然后自己就上阵了。换我蹲到一旁看他示范，地中海的脑袋在阳光下反射出明亮的光线，额前稀疏的几绺头发不听话地在风里上蹿下跳，让我觉得生活如此美好，春风这般无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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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那个时候，生活对于黑乌鸦而言并不美好。之前的那个12月里，一个恶棍去他家借钱未遂，一气之下把他爸爸和姐姐都挥刀砍死了，轰动一时。他离开了一个多星期，待到回来了，神情里并无异样，只是变得沉默了些，在阳台上抽烟的时间也更久了。他的课堂也没有变得很沉闷，有些时候还会讲讲小笑话。反倒是我们变得很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惹着了他，认真地听课，认真地写作业，对他毕恭毕敬。有一天走过办公室，我听见他对另一个老师感叹了一句：这群小兔崽子，这种时候才变听话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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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并不美好，但活着的人要继续前行，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敬意。我们都不再提起这事，我们也继续听话，时间飞逝。中考结束，我去外地参加了单独招生考试，也将要离开小镇了。假期里，老班通知大家去找他领准考证好去新学校报到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坐在办公室里还是在抽烟，没有开灯，空调温度打得很低。他低头看着报纸，抬头见我去了，笑了笑说：你还来拿准考证啊？又不在这儿上学了。准考证留给我吧。他向椅子指了一指，示意我随便坐，又低头看报纸了。我望着吞云吐雾的他，平素没大没小的俏皮话突然都消失不见了，我郑重地说：谢谢老师。他有些吃惊地抬起头看了看我，笑了笑，把烟头捻在烟灰缸里，说：三年一晃就过去了，还真是快啊。
* X3 Q' f9 T$ i& l' |又过了两年，我听说语文老师家也出事了。她那即将结婚的儿子在新婚前出了车祸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悲痛欲绝，她自己也中了风，虽然抢救过来了，康复的日子却遥遥无期。我拉了同学去看她，她已经不是我们印象里的样子了。头发温顺服帖，面容憔悴，由人搀扶着缓缓行走，那个满面红光斗士风范的苍蝇老师一去不返。看见我们，她露出真诚的笑容，虚着声音说：谢谢你们来啊，最近学习都怎么样？

我鼻子一酸，想起了那个清晨她迎面骑车而来的画面，前额的头发高高耸起，眼睛里蓬勃的光芒，红光满面，如同一片朝霞。